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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京城还有眷眷之心，对于政府颁布的公告、法令还有几分畏惧之心，这也是百熙你树立名望，拉拢民心的上好机会。所以你要尽快返回京城，用国务院命令对各府道州县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乃至高年耆宿、学问纯粹等名人加以褒奖，挑选严厉方正之人到各地巡视督查，对贪官污吏、匪徒恶霸加以严惩，借以彰显威权”

汤寿潜笑道：“此计大妙古往今来民间最喜欢的故事便是良善之人得到上官褒奖、奸恶之辈受到上官严惩，若是再加上钦差巡查、清官断案，那就更加广为传颂了如此一来，百熙你的名字自然也会不胫而走，随之传遍四方，深入万千民心。”

对于这种俗套的情节，孙元起谈不上厌恶，更谈不上喜欢，当下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然而提出了另一个思路：“自古以来，无论是皇上太子还是文武百官，都喜欢稳坐在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里，凭着各地报上来的奏章文书来了解民间疾苦。稍有外出则是前呼后拥如临大敌，等闲难得见上一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当时交通不够发达、通讯不够便捷、风气不够开放、礼制不够宽松，即便偶尔有几个皇帝出京巡访，轻则被御史认为是靡费公帑、扰动地方，重则被后世讥为寻欢作乐、不务正业。现在交通通讯如此便利、民主共和风气渐开，咱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请进来呢”

杨度稍稍一愣：“百熙的意思是”

孙元起解释道：“所谓走出去，就是上至大总统、内阁总理，下至各部部长、次长等，在合适时间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进行走访慰问、调查研究，乃至探究实情。比如近期苏北遇到旱灾，就可以前去探视灾情具体如何，然后决定应该如何救济；再比如河南地方不靖，便可以亲临该地区检查战备、督促作战等等。如果时机允许，甚至可以到周边的国家走访交流。”

在孙元起的印象里，后世各国元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费在奔赴各地调研、出国访问上面。而在民国初年，从上到下，大家根本就没有主动走出京城的念头和意识

第四八六章得民心者得天下下

汤寿潜大吃一惊：“难道百熙你打算四处巡视，乃至出国访问如今军旅未息，民生艰苦，四海动荡，八方告急，我们本应当镇之以静，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何况现在民党余孽横行江南，北洋残部密布华北，若是有不逞之徒，效博浪之椎张良在博浪沙命人用大铁椎行刺秦始皇，行豫让之举豫让埋伏在桥下行刺赵襄子，那可如何是好都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熙你一身不仅关乎新中国党的兴衰成败，更关系到国家气运，岂能轻易以身犯险”

这也难怪汤寿潜吃惊，中国古往今来数百位皇帝中，外出巡狩封禅或者借着体察民情名义出京胡天胡地的皇帝倒也有那么几位，可出国访问的事情还真没人干过。据历史记载，中国国家主宰第一次以“元首”身份出访外国的还数常凯申，那是1942年2月4日至21日他在出席开罗会议之前顺便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人。

虽然在此之前，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数次浪迹海外，与日本首相等磋谈“中日提携，拯gua救fen民国”计划；常凯申也曾于1923年受孙中山委派，以孙逸仙医生代表团团长的名义访问苏联；或许还可以追溯周丞相、朱太尉、邓太宗等人早年周游亚欧之事。但这些人在出国之时都不是国家元首

杨度也道：“现在大总统软弱无力、国会名存实亡，百熙你虽然名为内阁总理。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元首。一旦外出，警卫森严则地方扰攘。费用浩繁；轻车简从则容易被宵小之辈所乘，为祸非细，当日在东北为人所刺身中三枪便是前车之鉴。所以百熙你最好还是谨慎外出”

听到杨度提起三四年前东北那桩子事，孙元起仿佛觉得受创处还在隐隐作痛，却还是摇头道：“当年东北遇刺之事纯属意外，咱们岂能因噎废食再者说，现在是民主共和社会，朝为总理暮为路人。何必端坐在九重宫闱之中故作高深神秘”

汤寿潜又劝道：“可是现在天下初定，政务繁殷，事事都需要你拍板定夺，你怎么能一走了之呢而且眼下距离清帝逊位不过两年多时间，国内对于君上的看法还秉承皇权时代的规范，觉得君上应该勤勉节俭、仁慈爱民、摒除私欲、戒绝冶游。若是百熙经常出京巡视，只怕民间舆论会有负面之词”

孙元起知道改变这种成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下只好稍稍退让：“当然，孙某出京之前定会仔细权衡好政务与巡视的关系，不会如同黄鹤似的一去不返，更不会根刘禅一般乐不思蜀的，还请蛰翁、皙子尽管放心。”顿了一顿又说道：“所谓请进来，既包括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也包括把洋人请进中国来。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家积贫积弱，为了防止东西洋各国窥伺，便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内地随便经商游学、开矿建厂，唯恐他们见到好东西便动手抢走。

“现在中国境内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只怕洋人比咱们自己还清楚。已经不用再提防什么。而且马上欧洲就要爆发大战，各国兵力都会留在本土。失去了坚船利炮作为凭恃的洋人就好比被打断了脊梁，也硬气不起来，咱们终于可以站直腰板跟洋人们打交道了。客观地说，洋人们在工业、农业等领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把他们请进来，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请教求学，咱们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汤寿潜道：“百熙把洋人请进来，无非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道理倒是好懂。可为什么要把各省民众请到京城来呢”

孙元起答道：“刚才咱们不是提到现在中国技术落后、民生多艰、民智未开、民气不振么于是我不禁想到宣统二年1910四五月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当时共吸引了近三十万观摩者，总成交额达数千万银元，获得远道而来的美国、日本等国考察团高度肯定和极力赞赏，不仅使得国人眼界大开，对我国近代工业发展起也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记得当时报纸评价劝业会是全国之大钟表，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产品之大广告场，输送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足见其影响深远。既然端午桥端方、张千里张人骏都能想到开办劝业会来鼓励兴办工商实业，难道我们就不能东施效颦，在京城办个全国性质的劝业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