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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副总统的小报告。

帖子中所说的拉帮结派、目无领导等罪行，似乎都是生活作风问题，和反革命罪扯不上关系。最后归根结底是“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个字，对张振武不能爱又不能忍的，究竟是副总统的私人基情还是国家法律的公正判断

请政府给个说法，让我们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能够感受国家的温暖。

此致敬礼

袁世凯对于这封上访信件的处理方法，是直接转给黎元洪这个当事人。黎元洪看完气得直跳脚：枪毙张振武具体什么情况，你袁世凯还不知道么直接把信转给我是什么意思想让我主动认罪

尽管生气，但袁世凯转来的信件还是要认真答复的。如果不答复，黄兴肯定还会闹出闹蛾子来。既然不能拉拢，至少不能让他使绊子。所以黎元洪只好低声下气地写了封回信，一边回忆去年的同袍之谊，一边诉说自己的情非得已。黎元洪写完，自己都被感动得痛哭流涕。

最后是孙元起。

黎元洪与孙元起只有一面之缘。也就是今年年初孙元起出川路过武昌那一次。说实话，黎元洪对孙元起没什么太大印象，也没有什么太好印象。在他看来，孙元起很年青、很英俊，也很文雅。是典型的名家子弟、青年才俊，如果在承平时节，在翰林院熏陶一番，再外放历练几年，然后回朝做个侍郎、尚书什么，倒也文采风流。

可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改朝换代、群雄逐鹿的乱世。孙元起论沈机默运、智勇深沉，比不上袁世凯；论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比不上孙中山；论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比不上黄克强；要说统将典兵、待人和厚，他也比不上自己。不过是凭借运气得了川陕之地，终究是刘表、刘璋一般的人物。不足为重。

虽然现在新中国党在参议院中极力倒黎，但黎元洪对说服孙元起很有信心，因为长江水道和汉冶萍公司都捏在自己的手上。如果他不识抬举，等湖北平定之后，自己也不介意以剿匪为名，率八镇精兵沿江而上，平定巴蜀做一回刘备

想到这里。黎元洪心情大悦，提笔给孙元起写信一封，信中对张振武遇害之事一带而过，却大谈川鄂两省唇齿相依的关系，绵里藏针地对孙元起提出告诫。黎元洪相信，只要袁世凯、孙元起保持中立，即便黄兴趁人之危，他也有十成把握把张振武遇害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北京的张振武案，黎元洪最关心的还是能否尽快平定襄阳，捉住张国荃和方维。此次攻打襄阳、郧阳。主要由鄂军第七镇、第八镇负责。

鄂军第七镇下辖第十三、十四协，原驻扎荆州、宜昌、施南三府州，因为荆门州临近襄阳，正在方维逃亡的路上，所以第七镇被抽调出来追剿方维所部。不成想却造成宜昌府空虚，给了川军刘明昭、尹昌衡部可乘之机。

至于鄂军第八镇，原拟驻扎襄阳、郧阳两府，不过襄阳一直被张国荃盘踞，他们只好在其他府县寓居。此次追剿方维并顺带荡平张国荃部的任务，他们自然要奋勇当先。

这两个镇虽然编成不久，训练略显仓促，但他们都有前清陆军第八镇的老底子，而且人数上万，武器半数以上都是崭新的汉阳造，算得上是较为齐整的正规军。而反观对手的实力，方维手下的将校团和军令司卫队虽然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可人数只有两千人左右；张国荃手下人倒是多，足足编成三个协，不过却是手持木棍、菜刀的农夫，丝毫不足为惧。所以对于这一战，黎元洪有信心，第七镇统制唐牺支、第八镇统制季雨霖也很有信心。

在方维所部匆忙撤离襄阳四天之后，第七镇、第八镇终于在宜城一带会师，然后北上迫近襄阳府。张国荃虽然心里恨极惹来祸端的方维，却不甘就此退出襄阳，于是亲率麾下三个协在城外设防，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敌军。

唐牺支、季雨霖尽管看不起连棚长班长张国荃，但也不敢掉以轻心，对面毕竟是三个协七八千人。就算是七八千头猪等着让他们去抓，冲突之下也会有所损伤啊何况是七八千手持武器的青壮年第七镇、第八镇依照步兵操典扎下营寨，挖好战壕，妥善布置步兵、炮兵的位置。待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季雨霖一声令下，两镇集中仅有的数十门劈山炮、迫击炮，开始向当面的张国荃部阵地狂轰滥炸。

此刻张国荃部大多数人刚刚起床，有人在穿衣服，有人在四处找饭吃，还有的仍在打瞌睡。第一颗校准试射的炮弹落在营地里的时候，大家有一点发蒙，同时转头向爆炸的方向看去。紧接着便是数十枚炮弹劈头盖脸砸下来，所有人顿时醒悟过来，叫骂声、哭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很多士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阵地上到处乱跑，直到被炮弹撕成碎片。不知是谁发了声喊：“快跑啊”众人像是听到了命令，同时转身向襄阳方向跑去。

等鄂军十分钟准备炮击结束，对面阵地上只剩下炸烂的军营、遍地的死伤，以及数公里外狼奔豕突的张国荃部败兵。

第三六八章为报倾城随太守上

我叫刘汝明，字子亮，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河北省献县抛庄。先人世代务农，只是个中等以下的人家。后来因为子孙蕃衍，家产不断分割，到我祖父那一代，家里已经仅有薄田五亩、土屋三间。所幸父亲懂得一点医术，能够为人看病，可以稍稍补贴家用。后来父亲听人说，关外遍地是黄金，闯关东不少都发了洋财，只是那里缺少医生，很多人为了治病，出手就是几两金砂、一根老山参、貂皮熊掌什么的。父亲听了大为心动，便去东北谋求发展。

谁知刚到东北不久就爆发了鼠疫，父亲当时正好在哈尔滨，也不幸被感染，危在旦夕。就在这时候，时任钦差大臣、办理关内外防疫等事务的孙先生命人将父亲接进养病院，细加调护。随后孙赵夫人发现了特效药百浪多息，父亲才转危为安。

经过此番磨难，父亲也息了在东北发财之心，辗转回到老家安稳度日。但他时常对我们兄弟讲：“我这条老命是孙老爷和孙太太给的，相当于我们刘家欠人家一条命。我老了，又没什么本事，只怕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但你们还年青。如果你们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记得报恩”

关于孙先生的名讳，我是很早就知道的。